徐州律师：在校学生结婚生子

徐州律师：在校学生结婚生子

　　为人母：要对另外一个生命负责 

　　为人母前后感受有何不同？“最大的不同是要对另外一个生命负责，而且对于他来说，你是无可替代的、最重要的人。”

　　曾佩伦的儿子名叫小繁易，是去年5月出生的。早在怀孕时，曾佩伦就为他开通一个微博，以孩子的口吻，记录着这一段时间的点点滴滴。最近一次的更新是关于小繁易说话的事情：“一岁两个月，除了爸爸妈妈之外第一个会说的词是：一、二！”曾佩伦表示这个微博会一直更新下去，纪念孩子的成长历程。

　　今年2月，曾佩伦参加了一个“我们需要舒适的母婴室”的公益和商业项目，作为一名母亲体会到在公共场合换尿布与喂奶所带来的尴尬。她在微博上的呼吁，引发了名人的关注，转发量达到九千多，一些名人也加入了号召的队伍。

　　小繁易出生6个月后，曾佩伦报名参加了由“独立出版工作坊”发起的做属于自己的摄影志的活动，参加者从摄影、编辑、纸张的选择再到出版，都是独立完成的。“都是我用手机拍繁易的照片，然后做成一本书，我还自己打孔，用线把它穿起来。”伦子告诉记者。这本手工摄影志《我的小情人和老情人》，共做了6本，今年5月份开始在英国进行展览和售卖。

　　谈育子：母乳喂养经济压力不大

　　在养育孩子上，曾佩伦与其他母亲并无太多不同，但孩子降生带给她生活的变化要多一些。“首先，我需要休学，这带来很多变数，觉得这个毕业证拿得不是很容易。”

　　复学以后，曾佩伦与大一学生一起上了一堂专业选修课，对于现在的学习，伦子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感受：“挺怀念的，突然又回到学习状态里了。有时候一晃神，就有点忘了现在已经在做别的工作了，已经有孩子了。”

　　有了孩子后，少了许多自由，尤其是孩子刚出生时。“除了工作之外，所有的时间都要赶回去陪着他，(工作)一结束，就赶回去，根本就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。”碰上同学聚会时，因为要喝奶，曾佩伦大都会推掉。但她说，自己并没有觉得压力很大。“现在好很多了，睡之前喝一顿就行了，现在比较自由，因为现在他也很好带。”说到正在成长中的小繁易，伦子也是满脸欣慰。

　　很多额外的担心没有出现。小繁易没有带来太多经济压力，孩子由公婆帮忙带，“我一直是母乳喂养，主要是买尿片需要花钱。”

　　女大学生曲线就业：上学时结婚生子增竞争力

　　一方面避开眼下的就业压力，选择深造读研，另一方面又在读研期间完成结婚生子——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局面下，女大学生有了增加就业竞争力的“曲线”对策。记者昨天从沪上部分高校了解到，在今年选择读研的学生中，有这么一群担心求职中会因“未婚未育”处于劣势的女大学生，志在未来三年搞定“人生大事”，以增加就业竞争力。

　　毕业季，很多大四学生正忙着求职，复旦大四女生李玲(化名)却在为明年婚礼的各项事宜张罗着。李玲今年获得了本校保送就读研究生的资格，即将在9月份开始3年的硕士生学习生活，同时她已做好准备，第一年结婚，第二年生孩子。李玲告诉记者，现在好工作并不好找，经常听说女大学生因为未婚未育而遭到隐性歧视，如果女硕士毕业后再结婚生子，在求职上更为不利。“还不如趁读书这几年，先把这些事情都搞定，到时候以‘已婚已育人士’去应聘，竞争力会增加不少。”

　　李玲打听到，复旦研究生培养采取学分制，“我打算在第一年多上课，多攒学分，第二年时间比较充裕了，就能生宝宝了，第三年宝宝大一些了，开始写毕业论文”。

　　李玲所在专业5个直研女生中有2人打算在今后三年完成“人生大事”。华东师大一大三女生也表示，如明年考研成功，读研时成家生子，完成人生的角度转换，是最好不过的事，而且进入职场后也不会因为怀孕、休产假而使职场生涯出现“断档”。

　　对于女大学生因顾虑企业“隐形歧视”列出结婚生子“职前计划”，中智上海招聘服务中心总监朱诗勃表示，一般而言，企业对于应届毕业生并不会有“已婚已育”的要求。因为用人单位也知道，大学生刚刚走出校园，已婚的毕竟是极少数。进入职场后就马上生孩子的，也同样是少数，除非是一些流动性强、可替代性强的岗位，比如文秘、销售之类。一般专业性比较强的岗位，应聘者本身的素质又比较好，即使求职时明确说明自己入职后的婚育计划，企业一般也会把相关风险考虑进去，不会因此拒绝录用或有“隐形歧视”。

　　大学生结婚生子为何被误解和不屑

　　自2005年教育部解禁在校大学生结婚以来，在校大学生结婚的消息不时传出，但每次，似乎都会引来一些争议，总有一些人反对大学生“主次不分”，耽误学业，还有些人认为这会给其他大学生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。

　　在校大学生能不能结婚、生子，这在教育部修订

　　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时，就已经明确——只要符合国家有关法律，这是学生的权利，学校不得干涉。而教育部和学校不能干涉学生结婚，也并不意味着鼓励大学生结婚。说到底，这是每个公民个体，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的选择，只要遵纪守法，他人无权指责。

　　但围绕大学生结婚生子的争议却一直不断，这表明，要落实大学生的基本权利，形成尊重公民个体权利的氛围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这其中，存在三方面问题。其一，一些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作为成人大学生的权利，以为既然是学生，就应该像学生的样子，以学业为重，不能为其他事物分神；其二，大家习惯了大学生“被规划”，按一个模式成长，因此，看不怪有学生偏离这个模式，走出和其他学生不同的道路来，并觉得这种模式是一种

　　“坏榜样”；其三，我国大学现在还没有真正实行学分制，学生还不能自主安排学习时间，所以，在规定的时间段完成学业，还是学校和社会对大学生的期待，而如果实行完全学分制，连修读年限都可由大学生自己安排，这就把求学作为了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在某一时段必须全心全意要完成的目标。

　　说到底，虽然禁令取消，但有的人的思维并没有转变，与此同时，一些大学也并没有随着规定的调整，而改革教育教学管理。由此看来，围绕大学生结婚生子的争议，其实反映出我国教育发展和学校管理的普遍问题。首先，权利意识单薄，这就是，作为公民，并不明白自身有怎样的权利、责任和义务，表现在大学生结婚这件事上，就把学习的责任与结婚的权利相对立，从教育发展看，无论是社会公众、受教育者还是教育者，如果连本应该拥有的基本权利都不明白，就无法去争取属于自己的合法的权益，反过来，还会去伤害、践踏其他公民拥有的合法权益。

　　其次，扩大受教育者的选择权，把读书变为一种生活方式，这应是教育发展的方向。在这种教育环境中，一名高中毕业生高中毕业之后，可以选择参加工作一到两年，然后再申请进大学；一名大学生，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休学一年，去体验社会生活、参与志愿者服务，或者完成其他更迫切的事务，然后再回到校园，这样的学习，就和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，读书充实人的生活、提高人的能力与素质的功能就会凸显，而为尽快获得一张文凭、把教育作为谋生、竞争的工具的功利价值就会淡化。如此，学校教育就会发展人性，而不是扭曲人性。

　　六年前我国教育部门取消在校大学生的结婚禁令，被誉为体现了人文关怀、彰显了法制观念，但不得不说，这不是一纸规定就能完成的任务，推进公民教育，回归教育本身的价值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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